韩国国油3.35亿美元购哈石油公司85%股份

[⑩] 在公民社会中，通过结社等活动，孤立的公民个人获得了组织或团体的支援，公民个人的意见和要求通过组织或团体与国家进行交涉，公民对抗国家的能力大大增强。

为了如韦布夫妇所言，平衡行政效率与大众控权，[77]不妨将两个目标分别赋予工会和职代会：工会专注于行政效率，走专业化道路，提高从实质上代表会员利益的能力。相反，根据共和主义的民主观念，包括企业在内的组织体在决策时，参与者应当秉持公心（civic virtue ），通过公议（deliberation），发现公益（common good）。

一方面，工会集权确有必要。总之，从《宪法》文义和修宪史可见，我国《宪法》上的民主原则及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制度。第三项则试图对利益分歧做出裁断，强迫一方放弃不正当诉求，可是很多诉求是同等正当的。事实上，随着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发展，集体谈判逐渐被公众看作唯利是图之举。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应当只保留职代会，工会委员会改由职代会产生。

（一）维稳：《国家劳动关系法》的制度逻辑 《国家劳动关系法》开篇即明确了立法目的：消除那些给……贸易造成负担或障碍的集体劳动争议的动因。然而，民主真的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应该追求的价值吗？持肯定论的学者发现，他们的主张面临着无法可依的窘境。第二，相对人的行为已达违法状态，行政主体基于种种考虑，以约谈和解的形式，降低相对人的违法责任。

有学者认为，我国税务约谈的本质是通过征纳双方的沟通、协调，解决轻微违法事件，在纳税人愿意自行补缴的，便不再进行处罚，是税务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遇到举证不能时的一个捷径，[26]因此可归纳为执法和解型约谈。[51]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出了关于事物的差异率，在一个花园中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主体的约谈要中肯，约谈要合乎比例。在法律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排除一切行政行为。

当然，基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只需看看现实中最主要的税务约谈与安全生产约谈的巨大差异就能明白，这套程序机制不可能做到如行政处罚程序那样面面俱到，但从宏观上还是能够把握到些许的共性，即宏观意义上的一般程序——贯穿行政约谈的启动、实施、运行所应当经过的步骤、阶段、顺序以及时限等一般程序事项，是各个具体领域的行政约谈程序制度存在和适用的基础和依据。相比较而言，后者对行为的要求明显严于前者，优先原则是（消极地）禁止违反现行法。

[71] 在进行程序立法时，应当开宗明义，首先明确约谈目的、性质与原则，不得滥用。……建立了制度与纪律之后，使得人们对所有的行政手段有一种概观的可能性，也因为制度框架之建立，增加了对行政手段的可理解性及清楚性。[15]还有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行政约谈指的是拥有职权的行政机关对辖区内所管理的部门或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约见谈话，促其自纠或进行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的系列行为。[50]第二，从法律效果看，行政指导行为不存在必须履行的义务，它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不产生拘束力，行政主体也不得采取措施强制行政相对人履行。

见王学辉、宋玉波等：《行政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30]从某个角度来看，不同类型行政约谈所具有的权力成分的差异也是行政约谈的性质界定不明的后遗症。（二）行政约谈是非权力性的行政行为 在命令——服从为话语权的传统行政法理念中，权力性作为行政权的最主要内涵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随着行政实践的发展，诸如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调解等新型行政行为的兴起，行政行为逐渐由行政权中心主义转向相对人权利中心主义——以行政程序参与为先导。行政主体在约谈之后应当向相对人出示书面的约谈意见且不得随意更改。

将行政约谈视为外部行政行为的有：9部部委规章。[60]王鸿貌：《税收法定原则之再研究》，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所谓督办处罚型约谈，指的是行政主体为纠正违法行为，采用约谈警示的方式，要求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督促其完成法律确定的义务的约谈形式。[68]在相对人拒绝约谈之后，不得因此施以惩罚或成为日后对其他违法行为加重处罚的理由。

我国有关约谈的规范性文件对约谈的描述基本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约见谈话、有针对性的提醒和建议、约请说明疑问、告诫性谈话、诫勉谈话、问责谈话等几种类型。后者的调解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行政主体只是以调停、斡旋的第三方角色出现，并不涉及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对此观点笔者尚不能苟同。[59][美]Lan R.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然而，实践中的约谈出现了过度化倾向，发展出了以谈代罚以及其他不应有的功能。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发挥效用的环境与空间，超过了范围便会产生副作用甚至反作用。

[41] 知识产权约谈领域中，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约谈是行政机关通过约谈沟通等方式，对下级组织、企业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所谓违法预警型约谈，指为达到预防违法之行政目的，行政主体对妨碍社会秩序而有违法之虞或轻微违法者，所采取预防或抑制之行政约谈。

[65]胡明：《论行政约谈——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25]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37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发出预警信息。

[4]此后，随着约谈在税务改革领域的全面展开，以谈促收的方式充分凸显出约谈的灵活性与高效性，[5]使得这一新兴的行政手段迅速蔓延开来，其触角伸至环境保护、国土资源、能源、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监管等行政管理的多个领域。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便公开的事项外，约谈一律公开。

2．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法规信息系统及北大法宝，检索关键词为约谈。因此，行政约谈法治化道路的首要任务便是摒弃描述式的笼统概括，转而寻求对约谈概念的严格界定，即首先廓清行政约谈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换言之，约谈是行政主体作成处分或措施前的必经程序——行政主体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行使陈述申辩权——而存在的，并不具有独立价值。

最后，相对人有认为约谈意见为合法的信赖。[31]章志远教授认为，行政约谈是中性行政手段

[10] 日本最高裁判所1971年10月28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25巻7号1037頁。我国也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的拘束力的辨析意义日趋弱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源自于对裁量基准性质和效力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执法者忽略了自身所负有的个案考虑义务。但裁量基准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其载体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规则、指南、指令、备忘录、函复、通知、会议纪要、执法手册等等。

[46] 例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2条，《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59条第2款，《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第32条第2款。裁量基准在整体上也有助于实现行政裁量更大的一致性。法律之所以没有详细地规定法律要件和效果，就是为了适应现实需要而授权行政机关去裁量。参见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9页。

[23] [日]山下竜一「裁量基準の裁量性と裁量規律性」法律時報85巻2号（2013年2月）25-28頁参照。[48]但是，如果机械地适用合法的裁量基准作出行政决定，而怠于履行个案考虑义务，无视或轻视个案中应该考虑的特殊情况，可能会导致裁量权行使欠缺合理性，进而被认定违法。

裁量基准也要适用于个案之中，对外部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从裁量基准相对于个案裁量权的行使来看，裁量基准无疑是规范个别裁量的一种手段。

第一，在行政决定量大的情况下，如果在个案中要求考虑例外情形，决定的内容就会出现细微的差别，但可能产生公益上并不希望的状况。第一种解释意在强化基准对行政机关的拘束，其背后可以看到机械处理的思想。